从论文课题的变化看学会跨越式的发展

学会顾问、原副理事长 王显民

　　光阴似箭,公交学会已成立三十年了,这恰好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一路走过来的，现在回忆起来，学会成立以来每年学术交流方向和学术研讨会课题的变化,恰好证明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历程。
　　我是1983年9月出席学会（当时是土木工程学会公共交通学术委员会）第三次年会开始正式参加学会活动的。那次会议在西安“止园宾馆”召开，我还清楚记得会议由北京公交总公司朱林先生主持，会上有我和北京王巨铮、梁满华、合肥汪纪平等同志多篇论文宣读。我论文题目是“日本名古屋市居民出行调查”，内容是介绍1978年名古屋市交通局所做居民出行调查。当时我国各公交企业基本上解决了“乘车难”，正在加强企业管理，为了充分掌握相关数据，各地刚刚探索公共交通调查。在进行“月票调查”和“随车调查”基础上，正探讨居民出行调查（即后来的O-D调查）。我当时刚从日本进修一年回国不久，在名古屋交通局考察时，日本朋友向我介绍了那次居民出行调查情况，并送我一本总结报告。因此我的论文在年会上很受欢迎。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广州市公用局总工程师杨瀚笙老先生主动让贤，推荐我接替他担任了“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学组”（即后来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学术委员会”）组长（即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本届学会换届，整整二十五年。
　　正是由于这一工作原因，我参与了每年一次的学术委员会年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学术委员会年会是在学会统一部署下，在各地公交企业协助下，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有时是委员会单独活动，有时与“城市公共交通” 杂志编辑部联合组织。开好年会的关键是当年学术交流方向即论文题目的选择，为此我和委员会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及杂志编委会总编每年都要绞尽脑汁，反复研究多次，现在回想起与曾繁君、周同雷、周放陆、黄志洁、傅剑青、黄志跃、左玉兴、范守林、希光弟、绳世平、王景需、田伯勋等同志的密切配合，仍感到十分亲切。
　　关于论文交流的题目，每年都有连续性，也就是说几年内看来变化不大，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约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跨越，现在想来，大概有以下几个阶段特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已席卷全国，各行业拨乱反正，百业待兴。城市公交企业仍然是车辆陈旧，设备简陋，维修工艺粗放，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运力需求，各地仍在为解决“乘车难”而努力。所以整个八十年代学会就是以保证出车、提高完好率和工作车率为研究重点。从探讨完善文革期间停止的“管、用、养、修”保修制度入手，逐步过渡到“操作机械化、检验仪表化”和讨论“保修制度改革”，同时反复交流化油器改造等节油技术。
　　进入到九十年代，经十几年改革开放，我国各行业已开始向现代化进军。我国公共交通也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为适应这一发展形势，我们的学术交流逐渐形成以“新装备”、“新结构”、“新技术”、“新车型”为主。这期间，年年课题都有大功率、低排放的柴油机的使用、保修；改善客车驾驶可靠性、舒适性，如自动变速箱、液力传动系统；电涡流缓速器制动装置；大型、超大型公共汽车的研制与推广。上世纪末配合国家开展“清洁能源汽车行动”，我们也开始研究以两气（即液化石油气LPG和压缩天然气CNG）为主的混合动力车。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各行各业都在“创新”，这一阶段我们学会的课题也逐步转移到以高科技、智能化、信息化为重点，渐渐与世界先进的公交管理水平接轨。除了继续研究“新设备”、“新车型”外，也重点涉足高科技，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智能化（ITS）;卫星定位系统(GPS)用于车辆调度；智能卡(如IC卡)售检票的应用；快速公交系统(BRT)的探讨与推广等。
　　回顾这三十年，公交企业从当初爬到车下用锤子敲打检查车辆的劳动密集型粗放管理的企业，到目前用电脑诊断故障，高科技参与管理的现代化企业，我们学会的学术研究也从“缓解乘车难”、“维修机械化”的“初级”阶段，到近年组织“城市交通中日高峰论坛”、与中国科协合办的以“城市公交管理智能化”为内容的“青年科学家论坛”等高层次活动，已经与世界接轨。
　　作为目睹城市公交企业翻天覆地变化，参与学会学术交流组织工作的一员，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也祝愿并相信学会将和公交企业一起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跨入世界城市公交管理的先进行列。